鲍 世 修

 

        作为我国历史上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尧典》中有“协和万邦”一说，这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追求世界各国间的和谐共处。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所倡扬的“和合”是“和而不同”的“和合”。不同的万物相互兼容，像“海纳百川”那样“有容乃大”，从而达到世间和谐。

        一般来说，战争都被认为是与和平事业背道而驰的，然而在中国，古老的兵学文化对军队和战争却有着不同的认识，提出了“自古知兵非好战”等深刻思想，这表明，自古我们的先人已将军队作为维护和平和革除杀戮的工具了。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际舞台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无不体现出对中华民族贵和慎战古老优秀品格的承续和光大，当然，这也是对我国领导人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事业的最有力支持。实际上，中国军队今天正肩负着构建和谐世界主力军的重任。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受到了古老兵学底蕴的熏陶，是两千多年前孙子“上下同欲者胜”光辉思想在今天的生动体现。

        一、军队内部和谐一致

        一支军队要想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构建和谐世界的重任, 首先必须有自身官兵的和谐一致。关于这一点，历史上的军事家早有定论，而孙子的“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的表述则最具代表性。内部和谐一致是一切正义之师、革命军队的本质特征，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一支军队中要真正做到“上下同欲”，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去观察，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在血雨腥风、战斗硝烟中孕育、成长的革命军队，她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同强敌的殊死搏斗。因而军队自身的内部和谐就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的核心，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早在军队尚处于襁褓之中，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军队势难挑起重任，更不可能与敌长期较量并最后战而胜之。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后，他率部转向农村，在赣南井岗山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部队到井岗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该军创建初期，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和旧军队，非无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对保持内部和谐妨碍极大。在当时的旧军队中，官兵之间是无平等可言的：长官可以任意打骂士兵，对士兵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士兵不得有任何反抗。试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军队内部又怎样能做到“上下同欲”呢！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最终在1929年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解决了这一问题。

        毛泽东亲自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决议案（由于会议是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故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的基本原则。而为了肃清旧军队在官兵关系上的恶劣影响，决议案确立了官兵平等原则，实行民主主义制度。规定官兵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政治进步和物质、文化生活，尤其要照顾、优待伤病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强调坚决废止肉刑，修改红军惩罚条例，由最高军政机关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解决军队内部和谐问题的这些根本原则，使红军在官兵关系和部队管理上完全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我军政治工作中一贯推行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官兵一致原则，这些解决军队内部和谐的有力措施，实际上均出自《古田会议决议》所包含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建军思想。

        毛泽东在解决军队内部和谐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江泽民同志曾给予充分肯定。1996年12月2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历来有一个良好的内部关系，对凝聚军心、稳定部队、增强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官兵关系是军队内部的基本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在红军中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度、打骂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后来又把官兵一致确定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同生死、共患难。这种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是我军独有的优势” 。

        我军将近80年的成长发展过程，雄辩地证实了上述科学论断。内部和谐首先可以凝聚军心、稳定部队，并能有效地增强部队战斗力；而一支军队要取得并保持内部和谐，首要的是解决好官兵关系这一军队内部的基本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军队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还是平等的革命同志关系；是动辄打骂，还是耐心说服教育；是官贵兵贱，还是官兵平等，不一样的对待必然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结果之所以会出现，从根本上说，又是同不同性质军队所遵循的不同宗旨紧密相联系的。

        在解决军队内外部的关系上，毛泽东在建军伊始就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必须做到“对敌狠，对己和”。当然，这是同我们的建军宗旨分不开的。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对英模代表的讲话中，对这种紧密关系做了生动的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我们的心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

        正是由于有了“对己和”这样一种体现革命人民内部高度阶级友爱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我军内部官和兵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是一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亲密关系。而毛泽东则是践行他自己提出的“对己和”思想的最好典范。也正是在1944年9月，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张思德因烧炭时炭窑崩塌而牺牲，作为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他，不但亲自出席追悼会，而且还做了高度评价死者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动人讲话——《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普通战士，从来都是平等相待的，他尊重每一个人，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他甚至还亲自为中央警卫团战士学文化的班级上过课。正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官爱兵、兵尊干的朴素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小社会才得以在其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论平时或战时，都能做到万众一心，生死与共，和谐团结的氛围，而这种反映了革命军队本质特征的、无形的军事文化风尚，实际上，恰恰是我军多少年来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后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

        二、军政、军民间必须和谐一致

        军地和谐，讲的是军队同地方政府及普通百姓之间的和谐，即军队同地方政府及普通百姓之间的“同欲”，这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革命军队区别于一般军队的最明显标志，也是革命军队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关于革命军队的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革命军队所代表的，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社会上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总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劳苦群众。因而，革命军队首先当然是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恩格斯在分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抗英起义部队屡败殖民军的史实时，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起义者“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 。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对革命军队的人民性做了如下描述：“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说：现在不要害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统治” 。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的核心、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则是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用几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人民性。从性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 ，和其他一切旧式军队完全不同。从宗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宗旨。最后，从作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还说：“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 。

        正是由于有了上面提到的这种人民性，军地和谐，在我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延续至今。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军地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以我国的近代史为例，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连年争斗，岁岁征战，结果搞得国家衰败不堪，民不聊生。从国外来看，一些国家由于军人集团拥兵自重，不同政府合作，搞得国家到处鸡犬不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政府的关系是，她的一切行动听命于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央军委主席则是受人大的委托和授权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需要而向军队发号施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服从政府的指挥，这从党和军队关系的层面得到切实保证。在我国，国家军委主席是同执政党的军委主席完全一致的。而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题中之义。

        武装力量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初即已有所认识。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的宏伟目标。可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在武装起义中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却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恣意篡夺。鉴于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建立自己武装组织的庄严任务。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同工人联合的反封建、反异族奴役的武装起义中一获得胜利就背叛革命，因而“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面这段话，为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铺垫了第一块理论基石，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除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已的武装组织并保持其独立性外，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组织该听谁的话的问题。由于19世纪50年代初欧洲各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因而这里所说“革命的市议会”，正是当时集中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独立武装组织思想的时候，就考虑过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军队首先应当是一支忠实执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受其绝对领导的人民武装。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索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朴素真理后，马上便意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而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是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从而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牢牢扎了根。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而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力的保证。

        （二）决不与民争利

        军队的使命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士完整和安全。国家为了保证军队能够顺利地履行使命，需要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在国家财政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避免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在资源分配上出现矛盾，合理地解决既要经济发展又要军力增强。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上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就曾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使用国家有限财力资源上的矛盾进行过剖析。他说：“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多么科学辩证的阐发！军队要想发展，国防要想增强，首先就要想到必须精简自己以全力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不能同国家争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即已完成，国家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高瞻远瞩，为了保证大好的经济形势得以持续平稳发展，他要求国家其他的一切部门、包括军队都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1984年11月1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7个月之后，邓小平在另一次军委会议上，当谈到军队装备现代化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了军队要服从大局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军队要忍耐几年。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那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当然，这里说的“忍耐”也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说，不能影响到军队履行其捍卫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必需。

        （三）排除万险，为民解难

        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再深刻不过地道出国家和人民对军队的高度倚重和期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很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他们对“一时”的理解绝不仅指某一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而是泛指百姓有难时的种种“一旦”。这在和平时期是常有发生的。有时是天灾，有时则是人祸，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有事，冲在最前面，担子挑得最重的总是人民解放军。

        森林一旦失火，将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为了替政府和百姓解难，人民解放军和森林武警部队，长期以来，在扑灭森林火患方面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他们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一直是为人称道的。以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特大森林火灾来说，人民解放军投入扑救这场大火的就有4个集团军，作业过程中，动用了空降部队、舟桥部队、坦克部队和工程兵部队。此外，还有边防守备部队、森林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和预备役民兵师等也参加了扑救工作。这些部队在大火中奋战22天。这里还要特别说一说当地驻军81690部队和黑龙江省军区驻军某部二营指战员在这场扑救特大火灾中所建立丰功业绩。他们冒死3次闯入火海保住县城西山炸药库和中心加油站，在大火中救出老人、妇女和儿童229人，引导疏散群众1200人，抢救烧伤群众37人。在驻军大院内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数千人，漠河县人民称赞驻军81690部队是“卫民长城营”。也是在这次空前规模的抢险救灾活动中，另一位英雄人物大胡子师长吴长富的事迹当然决不能不在这里提及。人们说，此人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这一点，从他率部奔赴火场地区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即可一目了然。“现在我命令：第一，部队严守纪律全部野外露营，沿路摆开，绝不许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水喝，做饭吃，更不许去借宿。第二，不许向老乡们打听山里的火势火情，以免引起群众的恐慌。第三，部队一律不许生火做饭，吸烟的同志在这段时间一律戒掉。”以上寥寥数语却折射出了师长爱民是如此之深：体恤诸种疾苦，无微不至。

        在全国森林灭火的战场上，前不久部队又涌现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大兴安岭支队支队长陶谦。2009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市免渡河地区突发森林火灾，大火迅速蔓延，直接威胁到北大河地区75万公顷原始森林和林区数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战场总有流血牺牲，火场同样连着生与死，作为参与这次扑灭山火战役的指挥员陶谦时刻把官兵的安危装在心中。他指挥了3万人次火场作战，却无一伤亡，在我国山火扑救作战指挥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过去多少年来，奋战在国家抗洪救灾第一线的，从来少不了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他们在历次此类搏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和所建立的功勋，我这里用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来作为佐证。他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出动三十余万官兵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他们发扬一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坚守荆江大堤到抢堵九江决口，从会战武汉三镇到防守洞庭湖区，从保卫大庆油田到决战哈尔滨，哪里最危险，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奋勇争先，用血肉之躯铸造起了冲不垮的坚强大堤。有的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公安干警积极投入抗洪抢险，不畏艰苦，维护了灾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为党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

        除了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中国军队为地震灾后抢险，特别是为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抢险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辛劳，则更为全国上下普遍称颂。

        和平时期，由于没有战争，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一切活动全都围绕着经济建设在进行和在运转，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往往容易被人们淡忘，乃至被排斥，从而引发某些不应有的不和谐因子，影响健康的军民关系的发展。而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和人民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暴乱的情况下，总能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各种战斗，排除万险，为民解难，这就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重树了子弟兵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可靠支柱的形象。当然，这也是我们军队为增进军地和谐所做的一大贡献。

        三、参与国际维和、反恐、救灾，促进世界范围和谐一致

        当今世界，是一个一百多个国家共处的大家庭，要求得这个大家庭的和谐，也存在着一个国际范围“上下同欲”的问题，这就是：各国必须协调一致地同各种影响世界和谐、恣意制造动乱的各种恶势力作斗争，其中维和、反恐则是这种斗争的核心部分。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参加维和行动逐渐增多，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1月，中国已先后参加1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官兵11063人次。

        中国维和官兵，远离祖国，面临异常恶劣和复杂的环境——武装冲突不断，疫病流行、气候严酷、生活不便……面对各种考验和挑战，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高标准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过去这16年期间，先后已有8名中国军人为维和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维和官兵在国外的无私奉献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2007年10月1日，中国驻黎巴嫩维和工兵营，就受到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司令皮雷•格里尼将军的授勋奖励。他在授勋仪式上高度评价中国维和官兵在黎巴嫩的工作。他说，中国维和部队高标准地完成各项任务，其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献身精神为世界所认同。皮雷•格里尼还充分肯定了中国维和工兵营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认为这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度过艰难时期并得以进一步扩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他们赢得这样高度奖赏和赞誉是理所当然的。迄今为止，这个工兵营已排除各种地雷和未爆炸物4000多个，清除雷区面积5万多平方米，抢修道路50多公里。在黎以冲突期间，他们还无私地帮助受到战火波及的黎巴嫩平民，为其送去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提供医疗救助。

        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国有1949名维和官兵在联合国9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1379人次

        说到参加国际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军队也曾一再向世界展示了和平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2005年中国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共同举行的“和平使命—2005”联合演习，从它本身的名字就蕴涵了为创建和谐世界而尽力的深刻含义。“友谊”、“协同”、“相互学习”、“共同反恐”、“不针对第三国”是在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其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中俄两军联合演习之所以得以实现，乃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中俄两国互信不断加深的结果。这非常有利于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2004年夏天以来，中国军队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先后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邻国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共同举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所有这些联合行动，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参与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了大家联合反恐的作战能力，而且还遏制和打击了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扩大了参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从广义上说，也是对创建和谐世界事业的积极贡献。此外，自2008年12月26日以来，中国政府已向索马里海域派出三批次海军舰队，他们不仅为中国商船护航，同时也对海上国际安全合作做出了贡献。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粗略解析，我得出了如下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不愧是一支忠实履行构建和谐世界构想的主力军。